思想者说|耿占春：新闻时刻3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居云南。
新闻时刻 文/耿占春 艺术的抽象化或许是一种症候性话语的表达：这是一个可见性再次消失的时代。第一次是“道”的消失，接着言（道）成肉身，不可见之物具有了可见性；接着是世俗事物作为可见物的登场，日常事物和小人物登上了画面、小说、戏剧、电影、绘画，以及登上了政治舞台；抽象艺术意味着（世俗）可见物自身的消失，抽象艺术表演着一种消失或混合：材料的技艺替代了可见物。而人类社会眼前的事物，则多半是由材料的技艺所造成的，在象征主义与构成主义之间。 可见性的消失这一现象如果转移至主体的立场观察，意味着“视力”的丧失。关于可见性的讨论、关于抽象与具象的问题，都像是一种“失明症漫忆”。就艺术场域的时尚来看，视力的丧失或失明症的确具有传染性。 失明症、可见性与视力的丧失并不仅仅表现在艺术领域，这一现象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意味着认识的不可能、认识论的失败？ “概念艺术”是可见性的弃权，事实上是艺术家的弃权。 语言符号或概念中有着某种可以称之为“共性”或“共相”的东西，可见物的标记符号、经验类型或共同的感知与感知方式。当一个言说者使用这些语言符号或概念时他要表达的是某种一次性的、个人性的经验，然而又不得不使用共性的语言符号与概念，如何在标记共性的语言符号的运用中使得个人性的和一次性的经验与感知灵光一现？ 沃格林的区分是，最重要的人类思想、一种历史性的人类思想不是依赖于暂时性的参照框架，人类思想之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依赖于“永恒—暂时性的启示性事件”，即依赖于“在时间中发生的对于超验的经验”。 但这个区分依然是难以明晰的，什么是“超验的经验”，什么是“永恒—暂时性的启示性事件”依然是模糊的。实际上只存在着对“超验的经验”的叙述，存在于宗教、神话、文学或哲学中的不同或相互冲突的关于“超验的经验”的叙述话语，我们并不知道“超验的经验”本身是什么；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真理”，只存在着对“永恒真理”的象征表达。人能够理解的是关于神秘经验的叙事话语和象征符号的历史。而于超验、永恒而言依旧是未知的，
35 42938 35 15231 0 0 2747 0 0:00:15 0:00:05 0:00:10 3195旦某种原教旨主义立场将超验、永恒观念固化，它们并没有能够将超验、永恒自身固化或清晰化，只不过是将关于它们的某个象征符号或叙述话语固化了。此刻，人朝向“存在根基”的张力也就消失了。 他以先知的姿态要求历史真理知情权、拥有唯一知情权的权威性，但其实不过是把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病理给神秘化了”。这一做派又如此地贴合了西方左派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些不会写诗却想创造一种社会诗学话语体系的人们，那些不善于推进思考的分析与分解能力却又迷恋神话思维的人们，仿佛就在他那里看到了世俗的主显节的到来。况且他们还拥有不少半生不熟的中国学徒。 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是近代群众现象的面具。这个伟大人物是半觉醒、半自主的群众现象的一个化身。他的智慧仅仅在于善于利用群众，因为他善于利用的不是群众的明智而是其愚昧，伟大人物其实也摆脱不掉最根本的愚蠢。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是群众懵懂觉醒又尚未分化的历史时刻的一个现代政治的次品或赝品。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及其党派意识形态是让半觉醒的群众再次懵懂入梦的方式，唯有需要他们非理性的发作以协助独裁者时群众才是一种肆虐而貌似崇高的力量。大规模集合的愚民是独裁者的镜像。 形而上学在社会思想中预设了一个绝对，那就是上帝、神、道。它不需要被证明和论证，它只用以证明和论证其余的一切。在现代史中这个位置空缺了，就现代史而言，“人民群众”或“大众”作为隐蔽的上帝填补了这一空位，但实际上这个新上帝也是一位缺席者，通常是他的化身希特勒们或他们的国社党之类鸠占鹊巢。 虽然貌似完全不合常识，这是一个新的偶像崇拜的世纪。偶像崇拜转型为政治明星、商业明星、学术明星崇拜，一些娱乐的和半娱乐的明星，这些称谓的主语指向的新的偶像形式，而政治、经济、学术不过是修辞。与先前社会的偶像不同，新偶像较多地具有娱乐群众的功能。早期社会群众的统一体正在开始一种无限的分化过程，偶像们随之也变成了各种小宗派快乐的小教主。丑角化的小教主，一旦信徒们不开心，偶像就破碎了。正如先前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制造了同质化的人民群众一样，高度集权化的统一宣传媒介制造了大牌明星，而媒介的分殊化也带来了偶像们身材尺寸的缩小，带来了偶像们的分化，就像小教派林立的各路小教主们。这是膜拜的民主化吗？ 马克卢汉曾用马拉美的话说，报纸是一首隐形的象征主义的诗歌。这意味着报纸将表面的、互不相干的、异质的现象，充满撞击力地组织在一起，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组织或秩序，而是如同诗歌意象一样采用了强行并置。诡异的事情或许在于，没有共同属性的事物在无理并置状态中分享了重新生成的属性，没有共同尺度的现象通过无理剪辑生成了各种尺度可以分享其尺度的场域。比之报纸，网络空间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展了这一并置能力，并产生一种指向不明的撞击，也在从辩证的剪辑、辩证的并置、辩证的组合转向隐秘的象征主义的剪辑或象征主义的并置，从而生成一种象征主义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同时在场、共同出场的世界？或许如郎西埃所说，断裂之物的撞击生成了连续性，异质之物的并置生成了一个同质层？辩证的、断裂的、非连续性的、异质性的世界在无限度的并置或无理剪辑中最重新生成一种象征的、联系的、连续性的、同质性的世界？“从前保证辩证法撞击的异质的连续程序，现在产生了正好相反的结果：神秘的巨大同质层，其中所有昨天的撞击都走向了反面，成为融合式共同在场的表现。”（郎西埃，84） 或许，非同质性是一种现实，同质性是一种迷恋；辩证的是一种现实，象征的是一种诱惑；不在场是一种现实，共同在场是一种想象的秩序。 象征主义是一种诱惑，来自不可见物的诱惑；表现主义是一种迷恋，来自可见物的迷恋。 一个象征主义与构成主义之间的时代？一个表现主义与纪实主义之间的时代？象征的，古典的，浪漫的，还有现实主义的，并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或美学类型，存在着一种象征主义的或表现主义的人类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一种象征主义的或表现主义的人生。 一种观念通常并不一直停留在它最初看起来所在的地方。有时人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将它辨认出来。这个现象本身就是象征主义的。 维利里奥的一个看法是，“无边的艺术”会导致直接感觉的远离，旧的利益群体让位于“一个瞬间情绪的群体”，一个公共情绪的社会替代了公共利益的社会，一种“情绪的假民主化”遮盖了公共舆论的民主化，并有利于舆论的转移。伴随着民众主义的兴起，“大众个人主义”也会取代集权制度的集体主义。 替代了艺术的可见性的是一个与“媒体瞬间性的实时产生直接共鸣的当下”，一个大众个人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有限世界的果实，处在“瞬间当下”自我中心轴上。 关于艺术的失明，或可见性的丧失，凝视的逐渐消失，在维利里奥看来是当代艺术的灾难，“它预言了一种公共亵渎的重大风险，这种亵渎从此威胁着任何的再现，而在短期内则威胁着任何的‘文明’。”如果艺术意味着可见性之前的“预见”，新闻则是可见性之后残留下来的不可预见，“在可见之前，已有先可见的世俗特点，然而在可见之后，残留下来的就只有不可预见、意外和对认识意外的揭示。”（维利里奥，80）新闻图像的可见性在爆炸，新闻图像或被维利里奥称为远程客观性的东西在大量并置、叠印，新闻图像的可见性替代了艺术的可见性，新闻的明察替代了艺术的失明。然而新闻可见性的特性是突然出现的风险，突然出现的意外，新闻呈现的可见性恰恰是不可见性，是不可预见性。新闻是“无边的艺术”的残留物？ 这一时代或许否定性地达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世界，即维利里奥所说的进入了一个追求自我陶醉的“感觉文化”的领域，其表征之一就是“大众式的个人”对音乐的痴迷。在某种意义上，对音乐的痴迷摹仿了身体交流的沉醉，并且损害了日神精神及其造型艺术，即损害了艺术的可见性，于是出现了维利里奥所说的以大众个人主义的盲目的“情绪民主”取代了具有可预见性的“舆论民主”。情绪民主是虚假的，受控于某种本能和条件反射，而舆论民主本可以以思考、预见、可见性来抵制受控的条件反射。 媒体从“舆论民主”的场所滑向了“情绪民主”的场域。反贪反腐或反美反日，以及它们背后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在最短暂的时间完成一种“情绪民主”的瞬间聚集，都能够从社会意识不成熟、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从舆论民主蜕化为情绪民主。而一个惯于情绪用事而非理性思考的幼稚社会也能够有效地自欺，将盲目的、短暂的、又常常携带着破坏性的情绪民主误认为建构性的舆论民主。 舆论民主或理智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课程，情绪民主则带有狂欢节的迷人而蛊惑的品质。 新闻媒介所展现的时间是线性的又是重复的，无数的花边新闻像日常消费品一样构成了一个琐碎的日常时间的散文。但在线性的重复的新闻时间或散文之中，突然一些戏剧性的时间穿插进来。一些事件发生了，标志着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之间的戏剧性较量，或者标志着一种自我分裂的力量开始了一种由事物的分裂所发生的运动，尽管方向并不明朗。当观众由浏览网页转向戏剧性的时刻，剧情又隐晦起来了，戏剧冲突又消失在不可见之中了。观众被晾在舞台下面，真实的戏剧发生在幕后，投射到网络透明空间的情节不是幕后故事本身的呈现，而是故事的诸种表征。每一个名字下面都有一个别的更隐晦的名字，每一个名称下面都有一个隐去的名称。观众在新闻与戏剧之间、瞬间当下与情节剧时段之间，猜测一幕戏中出场的人物与未出场的幕后人物，在侧击、旁白、幕后一角以及最终演练好的落幕大戏中锻炼理解新闻时事的心智。 在社会新闻与宫廷戏剧之间，“真实事件”消失了。觉醒了的社会意识焦急地期待着剧情和整部戏剧的进展，然而戏剧似乎无疾而终，剧情从社会新闻视野消失在宫廷剧的幕后了。意识的焦虑在于它的期待一再落空，社会意识期待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到包括政治的一切事物渐渐透明起来，而过气的宫廷剧却一再地将戏剧冲突的意义限制在权力内部，以至于不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社会意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对抗表现在，社会意识的认知期望一再地失望，它无法参与、无法推动剧情，无法塑造出一种真实的社会进程，它始终充当着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或许，故事已经在多条线索的交错中进展，而社会意识是一个迟到者。由于惯于旁观而不是参与社会进程，社会意识一直不能使自身摆脱幼稚与幻想。一种没有社会的社会意识，正像一种没有主体的自我意识，满足于在情绪民主的瞬间释放一下自己耗散性的能量。 在宗教、神话、史诗与文学之后，新闻返回文字或写作的基础功能：即结绳记事的功能。比起宗教神话乃至文学，新闻纪事回到了万物平等原则。最凡俗的事物与事件都能够进入新闻话语。它向最琐碎的事态开放并无限地自我复制。新闻的表现体系或再现体制是最民主的形式。按照本义而言，新闻纪事记录每一个当下瞬间。 将一个当下瞬间震动着的现实事件移植到一种文学句法的平静中。这意味着将一个瞬间消失着的事件的碎片移植进一种持久的叙述结构。一种个人的精神戏剧。而这个结构只能在终止写作的时刻显露出来。 新闻是一种图像，更主要的是，新闻是声音而非书写。新闻瞬间消散而不再凝聚。转向新闻时刻的写作意味着不再指望把话语从瞬息性中拯救出来？毕竟，书写是一种死后说话的传统。 在新闻本来的意义上，声音是在场的表现，声音离真实事件更近，或者说声音就是事件的一部分；然而在宣传中，声音比书写更远离真实与在场，声音直接成为谎言体系。作为宣传的声音遮蔽了事件本身的声音。 郎西埃注意到“图像句子和大型并列”现象。他说在福楼拜的时代，大型并列可以是“感觉和行动等所有理性体系的倒塌，从而扩大原子的无区别混合的随机性……通过将它们的理性等同于事物理性的巨大缺席而创造爱情。”同样是这样一种事物——世界理性的巨大缺席也能够“创造”出恐怖、荒谬、厌恶、无意义感自身。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或罗贝尔·昂泰尔姆的集中营经历的描述中，对事物与环境的一系列细微感知与大量并列句法，感性事物的过度在场带来的理性缺席，导向的不是物的自在或采用事物的立场所感受到的那种古老的圆满，而是不幸、惶然、无意义。 新闻比其他艺术形式都更为迅速和彻底地实践了“图像句子和大型并列”，这是一种新的福音还是噩梦？“这是一个所有故事都被分解成句子的世界，句子本身又被分解成词汇，可以与线条、笔触或‘活力’进行交换，任何绘画主题都可以分解在这些元素中；也可以与声音的强度进行交换，其中旋律的音符与轮船的汽笛、汽车的噪音和机枪的连射声融为一体”，这是诗人们的并置句法被普遍化的时间，是诗人们分解句子并使更细小的元素如词汇并置方式的普惠化。一种制造出非诗的诗意的简化方式。就像巴列霍常常采用的趋向于高度简化的词汇的并置。 分解和并置。非连续性和并置。非同质性和并置。碎片化和并置。繁杂表象和简单并置。不想人工化地进行结构，不想非自然地建构逻辑，就有了人工化的并置结构，非自然的并置逻辑。万物一体。分解成碎片的万物一体。弥散各处、互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混合。 分解成为唯一的理性原则。并置成为唯一的知识综合形式。这不是真实的认知性综合，这是并置、邻近性所生成的“物质性的混合”。分解的理性与并置的逻辑，创造了一个一切存在物都是其他存在物的转喻形式的世界。 从事拼贴与装置艺术的人们说，这是深度消失的时刻；相反，诗人们说，这是“深层的今天”。郎西埃说，“这个废除了故事的今天，有利于‘节奏、言语和生命’物质的微观运动的今天……”，他欣赏从这种分解与并置中所产生的感官威力，“新的共同尺度，与旧尺度相对的尺度，就是节奏的共同尺度，每个原子的致命成分的尺度，每个分开的感性原子能让图像进入词汇中，让词汇进入笔触中，让笔法进入光亮或运动的震动中，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深层的今天’的定律，大型并列的定律，就是不再有尺度，而只有共性，这就是无尺度或混乱的共性，从今往后将给予艺术以巨大的力量。”相反，维利里奥则将节奏支配下的感官威力视为“瞬间的情绪群体”，或音乐迷醉下虚假的“情绪民主”的表征。 分离的艺术、分解的世界之后，经由并置、经由大型并置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同尺度，这就是“节奏”的共同尺度，原子化的细微物质与细微感知的并置逻辑。艺术的新尺度是一种悖谬的尺度，又从分散、分解的成分大型并置中所生成的巨大混沌力量中获得滋养。 混乱的共性与深层的今天，或者混乱的共性与大型并置的定律，它们之间有着难以觉察的界限吗？就像在福楼拜笔下可以创造出爱情的氛围的东西，却在博罗夫斯基的笔下重现了恐怖。一边是幸福，一边是剧痛；一边是安慰，一边是绝望；一边是融合，一边是深渊；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一边是精神分裂的巨大爆发，句子崩塌在叫喊中，意义崩塌在物质状况的节奏中；另一边是等同于商品及其复体的并列的巨大共性，或是等同于空洞句子的不断重复，或是等同于受操纵的强度的狂热，等同于有节奏地前行的物体。精神分裂或普遍赞同。”一方面是对整个时代体验发出质疑时爆发的巨大笑声，另一方面是一种普遍赞同，“或对共性的陶醉躯体的巨大操纵的赞同。”这一表述暗示着一种音乐经验：对共性的陶醉躯体的巨大操纵的赞同。 然而，狂热与赞同都可能重蹈愚蠢与麻木。 “在这个时代，说与看已经进入一个无距离无对应的共性空间。结果是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人们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所说的东西要展示什么。所以必须倾听，必须相信耳朵，耳朵只有在分辨一种重复或一个反响时，才会让人们知道句子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声音，没有被穿越和支配的混沌的气息。正确的句子是能够传递混沌威力的句子，将句子与精神分裂的爆发和公认的愚蠢区分开来。”（郎西埃） “因此”，郎西埃说，“正确的图像句子的美德就是并列句法的美德。这种句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蒙太奇，并将它的概念扩大到狭义的电影意指之外。19世纪的作家们在故事的背后发现了灰尘盘旋的裸露力量，发现了压迫性潮湿、商品瀑布或疯狂强度的裸露力量，他们也发明了蒙太奇，把它作为无尺度的尺度或混沌的学科。”这是否意味着，并置或并列句法的美德就是平等的美德？并置句法的美学就是平等的美学？ 非同质性事物之间的物质性的大型混合就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与特性：“新实践与制度形式之间史无前例的融合（如，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以及城市化），新生活方式的融合（如，个人主义、世俗化以及工具理性），以及一些令人不适的新形式的融合（如，异化、无意义以及社会即将解体的感觉）。”（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 并置是因为没有逻辑，然而并置变成了逻辑；并置是缘于经验的异质性，然而并置又生成了同质性的场域。并置或并列句法是美德又是缺陷，是万物平等又是短路相接。 如果并置是一种万物之间的短路连接？如果发生短路的力量都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并置就是在一切并置的事物之间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 尼采不是也能够在微小的事物、细节、事件上发现一种新的“原则”的人？并且同样能够在逻辑缺乏的时刻将这些经验进行“并置”？他在《瓦格纳事件》中写道： 这次我仅在风格问题上逗留片刻。——文学的颓废通过什么特点显示自身？通过生命不再居留于整体中。词语变得独立，从句子中跳跃而出，句子越出边界，模糊页面的意义，而页面以牺牲整体为代价，赢得生命——整体不再是整体。不过，这只是对于每种颓废风格的譬喻：每次可见的是原子的杂乱无序，意志的支离破碎，“个人的自由”，用道德的口吻说，——扩展为一种政治伦理，即“人人具有同样的权利”。生命，那同样的生命力，生命的勃勃生机，被挤压进最小的构形，那残余的部分便乏于生命。到处是瘫痪，艰辛，僵化或者敌对和混乱：人们登上的组织形式越高，敌对和混乱这两者，就会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整体不再生存：它是拼装起来的，被计算出的，假造的，是一种人工制品。——（45～46页，卫茂平译）如今，欧洲在诗学或文学艺术上依旧没有走出尼采所说的“颓废”，或许“生命的勃勃生机，被挤压进最小的构形”，而个人的自由或人人拥有权利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却已基本确立了一种处在不断微调中的制度。但在阿拉伯的一些地方，在我们身边，依然“到处是瘫痪，艰辛，僵化或者敌对和混乱”，尤其越来越多的人登上的“组织形式”并非自治、自主的社会组织，而是政府组织、反政府组织、武装组织或权力组织，敌对和混乱就成为新闻视野中的日常现象。 马拉美的现代诗学原则——每个词的孤立化，从句子与线性逻辑中解体、逃逸出来，垂直的、自足的、并置的方式——正是词语层面上对现代性原则的一种投射，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象征，马拉美的诗学完成了词语的孤立化，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元素、单位、每一个专有名称都倾向于成为自我的主体，都渴望获得独立。这正是现代性的原则：政治希望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文学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绘画、音乐艺术等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就像词语希望从句法中孤立出来。人、事物、言辞都渴望进入主体化的过程之中，由此产生了强调主体自身功能与存在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类似一种理性主义：每个元素、原子都渴望具有“相同的权利”。主体化的过程显然是一种分解、解构、分离的过程，从一方面观察，的确这是一个破碎化、碎片化、混乱、无机和无序的进程，然而从另一方面观察，又是一个自由、独立、逃逸、消除各种整体化及其强制性的解域过程。 正如词语孤立化的诗学原则并没有穷尽意义领域，各个艺术领域摆脱他治、他性之后也不可能终结于形式主义的美学自治，个人的主体化和每种可以分解并继续分解的元素的自由，并非事态的终点，或许就像词语的孤立化成为建构词语之间新的“诗学功能”的起点一样，自由的主体也寻求着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自由的联合。碎片、片段、元素、个体、专有名称或词汇，在寻求着新的组合，等待着进入新的结合体或共同体，然而却不是对旧秩序的复归，获得了自主性的元素不会简单地回归于前现代时期的统一性与同质性的整体之中。 语言不及物的用法，语言的空转，神秘兮兮的语言本体论，除了它的仿神学和伪经风格意义外，除了它所欲以表达的真理的缺席、不在场之外，除了表征着语言符号意义的外界化、非内在化之外，即除了语言自身的颂扬意识之外——这种貌似非主体性的表达，所谓语言的言说而非主体性的言说，其实隐含着一种幻想的主体性、一种绝对自由的主体性的狂欢，一种暂时摆脱了意义、真理、现实性的龌龊纠缠的解脱，貌似一种终极性的解放——主体摆脱任何意义、目的、功能的约束的狂欢，只不过此刻狂喜的主体戴着语言本体论的面具：一种终极的释放——一种彻底的自由—— 除此之外，所谓的“语言说话”、语言除了表达自己还能表达什么呢？无论是福柯还是布朗肖，他们的言说也依然不是语言在言说，而是关心权力、知识、主体的福柯在言说，是关心语言、言说的欲望、欲望的言说的布朗肖在言说。只不过他们都是深谙语言神秘力量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文本中都会懂得让语言透气、让语言在某个瞬间透明，让语言成为人或主体的“外部”，让“外界的思想”自我表达，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刻加入一种激起语言内部深远历史语义学共鸣的“合唱”：让语言暂时摆脱主体意图的控制，让语言像人世间唯一能够摆脱物质羁绊的魔毯，在万物之上飞翔，做一场不及物的自由飞翔，并且装作彻底忘却了这一语言飞毯上的他们自己。 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取决于它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诱发其他回应性后果的“决定论”因素。一些事件发生了，没有产生任何长时段的后果，它就只是一个事实，而不具有历史事件的逻辑形式。逻辑在这儿中断了。大饥荒就是一个例证。或许，这只是因为承受这一后果的群体没有它的意志，或没有将自身的意志诉诸行为，甚至没有诉诸一种真实的希望？不仅他们的生活是根据别人的意志来处置的，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也是——似乎自觉地——按照别人的逻辑来解释的。他们的意识也是别人贴在他们的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般的异己意识。他们貌似还能够把那种异己意识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标签。 值得思考的是：秩序—理念—符号—意义；或者倒过来，或者重组这些观念的链接。秩序貌似混乱，又无比僵化；理念近乎顽念又虚无；符号破碎而残存；意义飘浮着、消散着，又能够从愚昧的集合中滋生出原教旨主义。行为、表达、写作，或者说，书写的话语、各种行为构成的表达，就处在这种结构与历时性流变的涌动中。没有语法，唯有一切的并置。一切突然链接的蒙太奇，蒙太奇式的狂欢，蒙太奇式的灾难，蒙太奇式的戏剧感与幻灭感。 什么是文学性书写？或者什么是哲学话语？在章学诚的意义上，什么是“文史”类型的书写？就是一种不能让经验、事件、生活世界终止于新闻信息的叙述意志，不能让事件终止于权力话语手中或以真理自居的话语；文学话语就是一种不停止其越界活动的话语，它在貌似没有主权的领域内突然发出声音，并维护着经验的主权；文学话语就是一种思想敏感性的无限发展，就是表达能力或表现力的无止境的自由实践。它以“精英”话语的方式开拓着理性能力或理解力的平等、感受力的民主化、感知力的启蒙、人没有终结地展现自身的意义或企及表现意义上的自由。 什么是文学性或文学话语？它是语言的重新开始，言说的重新开始，理性、意义、理解力的重新开始，在书写的历史或历史语义学的根基之上。 从启蒙思想、分析理性、分解逻辑到解构，不仅宗教变成了虚假意识，除了理解和解释世界之外，也没有了哲学这种东西。理性过程消除了躲藏在自身中的晦暗不明的东西。一切非文学的文本如今只有在文学层面上所剩余的意义。人类历史中所产生的经典文本曾以真理自居，而今只有一些文学性的剩余。而文学性自身剩余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种古老的象征符号所建构的意义？一种移动着的灵活多变的个人修辞活动、一种微言所滋生的意义感知？ 反过来说，文学性成为一切奇异性事物的一个避难所。成为一切失去了合法身份的事物的难民营。 选自《十月》，2015年第6期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投稿信箱：shiyuetougao@sina.com